202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美国经济学家霍尔（Robert E. Hall）和伍德福（Michael Woodford）共同获奖，表彰两人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基础的开创性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周一(12日)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史丹佛大学教授霍尔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

两位学者将家庭与企业的决策行为纳入宏观经济模型，重新诠释凯因斯主义，为央行与政府应对通膨、经济衰退及能源危机提供更完整的理论架构。

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 John Hassler 表示，两人的研究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理解经济冲击，并更有效地评估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影响。

霍尔 1943 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1967 年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伍德福 1955 年出生于麻萨诸塞州奇科皮，1983 年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传统凯因斯理论遭遇挑战 1970年代滞胀成转捩点

凯因斯主义兴起后，透过逆周期政策稳定经济逐渐成为主流思维。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可扩大财政支出、央行降低利率；经济过热时，则采取相反措施。

然而，1970 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让传统宏观经济理论面临重大挑战。当时经济成长放缓、失业率攀升，通膨却同步走高，与传统模型预期的通膨和失业率反向关系不符。

过去的凯因斯主义模型主要依赖通膨、消费、失业率及产出等总体变数之间的统计关系，例如失业率上升通常伴随通膨下降，家庭所得增加则带动消费成长。

但这些关系并非始终稳定，一旦经济环境或政策改变，原有统计规律可能失效，削弱模型预测政策效果的可靠性。

霍尔与伍德福的研究，正是试图从家庭和企业的个别决策出发，解释宏观经济变化背后的运作机制，回应传统模型缺乏稳固微观基础的问题。

霍尔重新解释消费行为 未来预期成关键

霍尔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重新检视家庭如何决定消费与储蓄。

他在 1978 年提出，若家庭根据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安排消费，在没有新资讯改变预期的情况下，消费变化就不应能被系统性预测。

这项研究意味着，家庭消费不只是当期所得的反映，也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判断密切相关。

1982 年，霍尔与经济学家 Fredric Mishkin 进一步利用家庭微观资料研究，发现约 80% 的样本家庭，其消费决策符合相关理论，其余家庭则较接近「量入为出」模式，消费直接受到当期收入及可动用资金限制。

这些研究协助经济学家区分不同家庭的消费行为，也为后续宏观经济模型建立重要基础。

伍德福建立新凯因斯模型 连结利率、产出与通膨

伍德福则进一步将家庭消费、企业定价及市场预期整合进新凯因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

2003 年，他在相关著作中系统性阐述由三个核心方程式构成的分析架构，用以解释利率如何影响经济产出与通膨，以及央行应如何运用货币政策稳定物价。

模型强调，家庭消费受到未来收入与利率预期影响，企业定价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及未来价格走势。

由于企业不会随着成本或需求变化立即调整售价，价格具有一定僵固性，使需求变动得以影响实际产出与通膨。

伍德福也将「产出缺口」纳入分析，用以衡量实际产出与自然产出之间的差距。

当产出缺口为正，代表需求相对强劲，可能推升通膨；若产出缺口为负，则反映需求不足。央行可据此判断经济情势，调整利率政策。

政策预期影响经济 央行沟通成重要工具

两位学者的研究也凸显，货币政策的影响不仅来自实际利率调整，还包括家庭与企业对未来政策的预期。

例如，央行除了透过升降息改变借贷成本，也能借由说明未来政策方向，影响民众对通膨、收入及利率的判断，进而改变消费、储蓄与投资决策。

这也为现代央行广泛使用的「前瞻性指引」提供理论支持，使政策沟通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环节。

从能源危机到通膨冲击 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

两人的研究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能源价格飙升可能同时造成通膨上升与经济产出下降。

当能源成本快速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潜在产出可能受到压抑；若需求未同步减弱，通膨压力便可能进一步扩大。

面对这类供给冲击，央行必须在经济成长与物价稳定之间取得平衡，而不能仅依赖传统通膨与失业率的统计关系制定政策。

如今，新凯因斯主义模型已广泛应用于各国央行及财政部门，并可依不同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霍尔与伍德福的研究虽然无法消除经济衰退或高通膨，却让政策制定者能从家庭、企业及市场预期出发，更有系统地理解经济波动与政策传导机制，为现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更扎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