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周四(8日)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明确表示不预设人民币汇率目标水准、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策重点是防范短期大幅波动，尤其避免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并重申无意透过货币贬值取得贸易竞争优势。

人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需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汇率制度，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始终一致。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逐渐形成多层次外汇市场，市场深度与广度持续拓展，企业等市场参与者依商业原则自主交易。

市场决定汇率走势

人行强调，人民币汇率保持弹性与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已经历多轮升贬值循环，双向波动特征更加明显。2017年后，人行已退出常态性外汇干预，不预设汇率目标，也不干预长期趋势。

对于「有管理」的意涵，人行说明，面对疫情突发、2025年4月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会运用总体审慎管理工具调节并引导预期，极端情况下也可能直接干预外汇市场，目的在于矫正羊群效应与非理性预期，防范汇率过度波动。

在政策透明度方面，中国自2016年起依国际货币基金（IMF）特殊资料发布标准，公布国际收支及相关外汇数据，持续增加资料维度与发布频率，并将自2027年起进一步向IMF报送外汇相关数据。

无意靠贬值促进出口

针对人民币汇率与贸易竞争的关系，人行重申，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没有必要，也无意透过汇率贬值取得竞争优势，从未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

人行认为，中国贸易成长受惠于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庞大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力资源和持续研发创新能力。其他经济体也有产品因符合国际需求而出口快速成长，并非由本币贬值带动。

人行并以历史数据指出，人民币升值未阻碍中国出口市占提升，贬值期间市占也未加速增加。2005至2008年、2010至2014年及2020至2021年，人民币兑美元分别升值21%、10%及9%，同期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分别增加2.4、2.8及1.7个百分点。

相较之下，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7%，2022年贬值逾8%，同期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均下降0.7个百分点。

贸易对汇率敏感度下降

人行指出，中国出口结构已由低阶劳力密集产品，转向中高阶与多样化产品。过去五年，高科技产品进出口年均成长7.9%，2025年增幅进一步升至11.4%，对整体外贸成长的贡献接近六成。

随着出口商融入全球供应链，企业议价能力提高，可与上下游分摊汇率成本，加上避险工具使用增加，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明显下降。目前约30%的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避险比率也约30%，未来仍可望提高。

人行另表示，全球外汇市场规模庞大，难以靠持续干预影响中长期走势。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兆美元，其中人民币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交易占比约80%。一国也不可能长期压低汇率，便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顺差不代表汇率须升值

人行强调，汇率受经济成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及突发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分析时除了货物贸易，也须观察服务贸易、金融帐、资本流动及市场预期。

随着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推进，全球贸易量占外汇交易量的比重，已由1990年代的约三十五分之一，降至2025年的七十分之一，贸易与汇率的关联逐渐减弱。新兴市场汇率剧烈波动，往往由金融帐下的资本流动触发。

人行以2026年上半年为例，韩国经常帐顺差因AI热潮大幅增加，韩元却持续贬值；日本同期顺差增加，日元也走弱，显示经常帐与汇率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就中国而言，顺差流入资金可透过企业、银行对外投资流向全球，国际收支维持基本平衡，因此顺差不必然推动人民币升值。反之，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帐逆差，美元仍整体维持强势。

全球失衡须共同调整

人行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产业分工、国际货币体系及各国投资储蓄缺口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归责于顺差国或逆差国单方面。

人行呼吁，各国应推动结构性改革，逆差国须整顿财政、提高储蓄率与产业竞争力，顺差国则应促进消费及投资成长。将复杂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汇率，无助于解决全球失衡。

人行并强调，各国应提出明确的中长期政策承诺并持续执行。试图在一至两年内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并不现实，政策短期急转可能适得其反。